莫言諾貝爾獎演講全文_勵志演講

  莫言諾貝爾獎演講全文
  
  莫言: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瞭或多或少的瞭解。你們也許看到瞭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瞭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子。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瞭。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瞭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瞭。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裡。去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隻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裡。也就是從那一時刻起,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著傢裡唯一的一把熱水壺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饑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鉆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裡鉆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隻是撫摸著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理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瞭,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瞭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瞭我們揀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深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瞭我,平靜的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傢難得的包瞭一頓餃子,每人隻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瞭我們傢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幹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幹。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說:“我們一年也吃不瞭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瞭!給你紅薯幹就不錯瞭,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瞭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瞭老人碗裡。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瞭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瞭學校。當我放學回傢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隻是輕輕的說:“兒子,你讓娘丟瞭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瞭嚴重的肺病,饑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傢庭陷入瞭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瞭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回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瞭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回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裡尋找。有一次找遍瞭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瞭院子裡大哭。這時母親背著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說:“孩子你放心,盡管我活著沒有一點樂趣,但隻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裡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裡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傢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醜在哪裡?而且隻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醜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瞭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傢生活困難,經常吃瞭上頓沒下頓。但隻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隻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瞭幹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瞭一個說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瞭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瞭我,晚上當她就著一盞小油燈為傢人趕制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說書人聽來的故事復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說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裡冒不出好話來。但我復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瞭她,以後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瞭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瞭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復述說書人講的故事瞭,我在復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後,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啊,你長大後會成為一個什麼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裡,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傢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說《牛》裡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裡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說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瞭她愉悅,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並沒有改掉我喜歡說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幹不瞭重活,隻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裡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後的痛苦。
  
  到瞭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隻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裡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雲,腦海裡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隻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貍跑沒瞭蹤影,我還在那裡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後,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傢,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瞭小說。很多人誇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隻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說的那樣:“福兮禍之所伏,福禍福所倚”,我童年輟學,飽受饑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傢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說數人說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後,我混跡於成人之中,開始瞭“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瞭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裡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著的牛車社,聆聽瞭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傢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瞭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隻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隻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傢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瞭我,為瞭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瞭二十一年,期間離傢最遠的是乘火車去瞭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於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瞭什麼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麼都沒看到,隻看到瞭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瞭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願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征入伍,背著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瞭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瞭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傢。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瞭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范,所以,盡管也發表瞭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傢徐懷中的啟發指導下,我寫出瞭《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秋水》這篇小說裡,第一次出現瞭“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遊蕩的農民有瞭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瞭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瞭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瞭我,使我明白瞭一個作傢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盡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傢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傢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盡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隻讀過幾頁,我就明白瞭他們幹瞭什麼,也明白瞭他們是怎樣幹的,隨即我也就明白瞭我該幹什麼和我該怎樣幹。
  
  我該幹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說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裡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說,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幹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勵志演講  www.share4tw.com)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說,小說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說《透明的紅蘿卜》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盡管在後來的小說裡,我寫瞭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說,一個作傢所塑造的若幹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瞭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著我,等待著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裡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說裡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瞭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瞭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說《蛙》中,就出現瞭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傢采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裡她兒子傢躲起來瞭。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說中的姑姑到瞭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瞭失眠癥,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遊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說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瞭小說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復雜關系。
  
  母親去世後,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瞭83 天,我便寫出瞭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說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裡,我肆無忌憚地使用瞭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於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瞭“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傢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說起源於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卜》,有的小說則發端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於夢境還是發端於現實,最後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瞭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說書人登場,並在書中扮演瞭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瞭這個說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後,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瞭,因此
  
  也發生過與我小說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說:“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說‘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麼?”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說時,面對著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傢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傢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隻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瞭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傢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隻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瞭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瞭政治並具備瞭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說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說開始,我終於從後臺跳到瞭前臺。如果說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著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說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說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說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敘事花樣,但我最終回歸瞭傳統。當然,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後的小說,是繼承瞭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瞭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說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說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說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說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瞭營養一樣。
  
  最後,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傢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並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傢的眼裡,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佈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局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說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著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傢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裡,顯得那麼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裡,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醜,以至於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瞭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裡看到“六道輪回”的壁畫時,才明白瞭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瞭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傢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瞭花朵,也被擲上瞭石塊、潑上瞭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鉆出來,擦幹凈身上的臟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
  
  對一個作傢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瞭我的作品裡。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瞭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傢,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裡,更是如此。
  
  盡管我什麼都不想說,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說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說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裡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引領下放聲大哭。為瞭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舍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裡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著大眼看著我們,眼睛裡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瞭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瞭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說,那天來找他說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瞭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瞭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瞭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傢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瞭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於是大傢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瞭廟內,隻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瞭出去。大傢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瞭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傢都猜到瞭——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瞭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後發生瞭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後的歲月裡,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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