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駿勵志演講:勤奮是我生命的發動機_勵志演講

  唐駿勵志演講:勤奮是我生命的發動機
  
  當突然失去出國資格、當有瞭發明創造、當面臨被幾千人起訴、當有輛“五手車”要賣、當不懂法律卻開瞭律所……當面臨這些生活“壁壘”時,你會怎麼做?且看唐駿怎麼做。
  
  我的成功“4+1”理論
  
  經常有同學和我說:到瞭大二、大三卻發現自己仍不知道未來的前途,會突然迷茫——也經常考慮怎麼能讓自己變得成功?怎樣超越自我?
  
  我曾提出一個“成功4+1”理論。實際也是大學生走向社會時需要具備的幾個要素:
  
  第一個是“智慧”。光有知識就叫智慧嗎?不是。具備運用知識的能力才叫智慧,所以上大學不隻是簡單地把書本讀會。讀什麼專業固然重要,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培養自己學習的能力。很少有學生看到復雜的方程式會眼睛發光、會興奮的。那還該不該學?要學!也許不是你的興趣,但你必須強迫自己,培養毅力和學習的能力。大傢踏進社會後至少有一半工作不是你喜歡的。不喜歡就可以不做嗎?社會可沒那麼簡單,社會不是你想象那樣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一個剛踏出校門的學生,你還沒有核心競爭力。社會競爭很激烈,你應該先在不喜歡的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你變得有核心競爭力,有瞭競爭力以後,再來改變。
  
  “機遇”也很重要。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歸結於機遇的不公平。其實在大學時每個人都差不多,而十年以後,為什麼有那麼大差別?我們再來反思一下,難道每一個機遇都是公平嗎?機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機遇肯定隻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勤奮”也非常重要。我沒有其他本事,隻有勤奮,一直勤奮!很多人問我:唐駿你從一個普通的軟件工程師——寫代碼的工程師,七年時間怎麼就可以成為中國區總裁?這在微軟歷史上沒有過,在中國的外企也沒有的。難道是聰明嗎?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但是你看不出來的是我幾年、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我沒有其他秘密,隻有靠勤奮。一點點聰明,加上十點的努力,就足夠瞭。領導不會討厭勤奮的人,勤奮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比什麼都重要。在座的大學生,今晚一定要把兩個字帶回去——勤奮——勤奮會影響你的整個命運。
  
  “4+1”裡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激情”。做什麼事都要有熱情。如果你對每一件事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那成功的概率會多很多。
  
  同時,大學時期你要嘗試改變“性格”。大學是什麼?大學是個“小社會”。跨進校門時就進入改變性格的階段。如果你連性格弱點都改不瞭,你就離成功差得遠瞭。什麼是好的性格?沒有固定定義。其實就是那些公認的性格:熱情、關愛、正直、坦誠……如果這些都在你身上體現出來,別人會不喜歡你嗎?為什麼性格決定成功?因為機會跟性格聯系在一起。
  
  機會有三種,一種是別人給的;第二種是爭取的;第三種是運作出來的。當每個機會出現時,靠什麼把這個機會變成你的?靠的就是你的性格。我們需要培養一個好的性格,讓周圍的人都認同你。你要用真心來對待每一個人,用正直向上、關愛的心態來對待周圍每一件事。
  
  一個天天到教育部門口“上班”的研一學生
  
  因為性格的緣故,我大學時丟失瞭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雖然成績第一,卻沒有拿到出國資格。但我沒有放棄可能屬於我的機會。
  
  因為當時大學的出國名額經常有用不掉的,於是我給每個學校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出國名額。幸運的是,我居然發現瞭一所學校有——北京廣播學院。當我發現這個機會時,就趕緊把廣播學院寫上我的第二志願。北廣的研究生老師問我:我覺得你的考試成績很不錯呀,為什麼要來廣院呢?我說我是為瞭中國的廣播事業而來的。(笑)
  
  他不理解:那麼好的學校,那麼好的分數,居然不在本校,要來廣播學院?我們可以接受你,但你要記住一點:這裡隻是研究生班,不能拿碩士文憑。我當時就表白:為瞭中國的廣播事業,有沒有學位沒那麼重要。我來的目的很明確!(笑)
  
  把資料全部轉到北京廣播學院後我就開始爭取出國機會瞭。如果出不瞭國,我就會變成一個隻讀過碩士班、沒有文憑的學生呀。我問老師:聽說學校出國研究生名額還沒用完。他說:對。但已經過期瞭。你不是為廣播事業而來嗎?怎麼跟出國有關?我一本正經地說:中國的廣播事業很落後,需要去國外學習一些先進的理念、先進的技術回來呀!(笑)
  
  雖然已經過期,但我還是立刻準備到教育部去反映這個情況。我拿著資料跑到教育部出國司。他們說工作已結束,已經報部委領導瞭,不可能有特例。
  
  於是我開始每天到教育部去上班——當然隻是在部門口。每天早上我都比司長提前到,他7點半上班,我就7點到,每天早上都問候他:早安。中午他出來吃飯,我就說:李司長,您吃飽一點。他覺得奇怪,因為他早就不記得我瞭。吃完飯,我會說:中午還早,您休息一會兒。晚上下班時,我會說:明天可能下雨,您別忘瞭帶傘。但他仍然沒有理會我。第二、第三、第四天我繼續這麼做。
  
  人不怕狠,就怕被惦記。當時我采取暴力行動,可以嗎?犯法。我寫信有用嗎?沒用。我直接找他,強勢姿態對他?不可能。人類最原始的溝通方式是什麼?是感動,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個人無論成長到什麼高度,他為之感動的東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隻是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
  
  很多天過去瞭,他已經頂不住瞭,連我都快頂不住瞭:每天這麼早上班,還這麼晚下班。第五天,他問我:同志,你到底要幹什麼?我回答:我就是廣播學院那個,關於出國研究生的事曾找過您。下午時,見我還站在那裡,他也開始跟我打招呼:跟我上來一下!就這一句話,我就知道有門瞭。
  
  下午我就把新的資料交給他。就這樣:通過努力,把一個在外人看上去根本遙不可及的機會,變成瞭我的機會。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勤奮,靠的是執著,靠的是熱情。
  
  當有一個機會離你一步時,你不妨學唐駿的方式試試?很多人不知道碰到這種壁壘該怎麼做?離它遠去?那機會肯定離你遠去。直接的沖撞?一定是頭破血流。那既不能去撞,又不能跑開。到底怎麼辦?繞過去!
  
  我和“宏觀經濟學”緊密相關
  
  昨天我在日本跟幾大證券公司開會,聊到一些宏觀經濟方面的事。他們很奇怪:沒想到唐駿對宏觀經濟也有瞭解。我說不是瞭解,而是親身經歷過。(笑)
  
  1985年-1990年,我去日本留學。當時80年代初的日本,沒人看得上。但是突然有一年,日本經濟一下子騰飛瞭。1985年歷史上發生過什麼事?我說:沒什麼事。1985年在世界范圍、日本范圍確實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但是有一個細節發生瞭:有個人來到日本。(笑)
  
  我接著問他:日本經濟崩潰是哪年?1990年。1990年發生什麼事瞭?我們自己也都糊塗,但是實在不知道日本經濟為什麼一下子崩潰瞭?我說:提醒一下,有個人離開日本。(笑)
  
  我說:再問你,美國經濟什麼時候開始騰飛?他說:1990年呀,1990年你在哪裡?我說,你應該能猜出來。(笑)我再問你,美國經濟走下坡路是哪一年?1997年。你不會是1997年離開美國吧?我說,你現在還有點腦袋。
  
  我說:問你一下,中國的經濟高速穩定增長,你覺得應該從哪一年開始?他說,差不多是1997年年底吧,那年你回國瞭?我開玩笑:你現在還像個證券分析師,有頭腦瞭。
  
  我經常開玩笑說:我現在都不敢離開中國。雖然我知道我離開中國可能什麼都不會發生,但是如果離開瞭,發生點什麼,我真的要吃不瞭兜著走瞭。經過五年日本、七年美國,又回到中國。再回過頭想,挺有意思的。
  
  於是,我經常開玩笑說:比爾蓋茨聽瞭我的故事後,非常擔心我離開微軟後,微軟會出現類似的經濟低谷,所以趕緊給瞭我“微軟終身名譽總裁”的稱號。
  
  一個小發明救瞭一個知名公司,也成就瞭我自己
  
  12年前我從美國回來時,搞瞭個小發明。當時我很興奮,但跟中國很多企業溝通時。他們都說:這東西一點技術含量沒有。但我沒有放棄,我相信這個東西一定會有人氣。在日本我剛談瞭一傢,他們就非常有興趣。於是大傢今天在街上見到瞭一種叫“大頭貼”的機器。
  
  後來我又做瞭一個跟大頭貼相近、但技術含量高一些的東西——大傢常見的卡啦OK中的“計分器”。經常有人說:唐駿,原來是你發明的,怪不得不準!當時我做這個發明時,做瞭很多數學模式。同時用自己的標準制定一個體系來打分:如果我自己唱一個曲子,連自己都感動,那給個90分;唱得一般就給70多分,唱得不好就給30分。唱到最後我想多少分就寫多少。所以實際上這是我的標準,如果你唱的效果跟我最相近就能得高分。所以想得高分?很簡單,在KTV模仿唐駿的聲音吧。(笑)
  
  但專利發明出來,光自己唱唱歌是沒意義的,應該投向市場。當時我還是一個學生,一無資金,二無市場。怎麼辦?我應該尋找一個買傢。後來我把專利賣給一個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據說現在還有點名氣,叫“三星公司”。(笑)
  
  當時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鋒公司,市場份額27%,第二名是三星公司,但隻有2.3%的市場份額。我跟老大合作,他當然不會理我。於是我就跟老二合作,經過一番周折。他們最終決定給我8萬美元。我跟他們說:中國人不在乎錢的!8萬也好,7萬也好,都不重要。(笑)其實我的心理價位是5萬美元,就這麼一筆生意,改變瞭我的人生。
  
  後來我才知道三星公司當時快倒閉瞭,卻因為拿瞭我這個專利,市場份額從2.3%漲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專利使用權又賣給先鋒公司。光第一筆使用專利就要瞭500萬美元。更更重要的是今後先鋒公司每用一次專利,就要付3美元!為什麼今天有蓋茨?蓋茨不過做瞭一個DOS,但當時IBM要花2000萬美元買下來,2000萬美元對一個年輕人是非常誘惑的。但蓋茨比我聰明得多,他沒賣。而是簽約: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現在我明白瞭我與蓋茨的差距。但當時我拿瞭這筆錢內心還是挺感動的。窮學生一下子變成瞭8萬富翁!
  
  以強勢姿態賣車、談判、辦律所
  
  當拿到三星公司的錢,我對自己說:現在的唐駿有瞭8萬美元身價,絕對不能再開600美元的車瞭。第一件事就是把剛到美國時花600美元買的“五手車”換瞭——花1萬美元買瞭輛“一手車”。舊車怎麼辦?賣掉。不然是種資源浪費。
  
  我花瞭8美元把車一洗,拍張照,貼個廣告,上面寫的很簡單:車很好,價格面談。來瞭一個美國人,問:這車怎麼樣?我說:非常好。他問:為什麼要賣?我說:看見那輛新車沒?那是我的。我不是車要壞才要賣掉,而是因為有瞭新車。他問:車的性能好到什麼程度?我說:你放心,拿回去先開三個月,不用交錢。開完後,你覺得好,回來交錢,不好,把車送回來。首先在氣勢上就把他壓住。他從沒聽說過這種賣車方式:哪有用三個月還不用付錢的?性能一定很過關!不然你不會這麼自信。他問:多少錢。我說中國人不在乎錢的!(笑)他說總得有個價格。我說:很簡單,你說多少就多少,你隻要開出價,即使不付錢我都讓你開回去!(又在氣勢上壓住他)他說:實在不好意思呀,我覺得這車各方面都挺好,我先開一價吧,900塊行不行?我心想:我買來的時候600美元,我開瞭1年多還反倒升值50%!其實我很想往600以下砍。最後為瞭保持信用,900塊錢成交瞭(笑)。
  
  當時我除瞭有自己的軟件公司,還有另外一傢叫“好萊塢娛樂影業公司”的公司。(名字大吧?沒辦法,“皮包公司”一定要起個大名字!)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相聲迷。當時我就想把中國一流的相聲演員都請到美國的十大城市巡演,讓美國人也感受一下相聲,當時這叫“國際走穴”。中國人出國需要簽證,我就委托洛山磯最有名的律師去辦這些簽證,他說沒問題,結果離演出還有10天時,當我把所有場地包下來後,15場演出的30000張票全賣出去時,意外出現瞭:薑昆突然告訴我:簽證沒辦出來。我一下子癱瞭。倒不是在乎錢,最多我把場地費賠瞭,把廣告幾十萬美元賠掉。但有一個我賠不起的是信譽!而美國人最喜歡做的就是起訴,這是欺詐行為呀!
  
  我又碰到壁壘瞭:面臨進監獄。就剩下十天時間,我什麼也做不瞭。但畢竟我在美國也混瞭兩年,對美國社會有些瞭解:美國是一個政治的社會,他們的國會議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我把56個眾議院、參議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做什麼?給每個議員寫信。當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註明:在兩天之內收不到回信,我會把信轉抄給《紐約時報》等報紙。
  
  很多人給我回瞭信,說很關註這些事情。也有一些議員直接給白宮、國務院、移民局、駐華使館打電話、發電傳,都詢問這件事。因為總統最怕參議院、眾議院。所以總統也發傳真到駐華使館詢問這件事。如果你是駐華大使,一下子收到這麼多有關同一件事的詢問,他肯定覺得這傢公司來歷不小呀,連美國的國傢機器都被他動用瞭,背景一定很強!(笑)
  
  於是,所有簽證很快拿下。花瞭19000美元請的最大的律師沒有做成的事,我卻做成瞭。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瞭。於是我馬上花100美元註冊瞭一個公司——“美國第一移民律師事務所”。讓人感覺還有第二、第三。把名字弄得響一點。(笑)
  
  但美國是一個律師市場很成熟的競爭社會。人傢介紹律師時,都是哈佛、耶魯的法學博士。唐駿算什麼?計算機科學的博士。有人理你嗎?於是我又采用瞭高姿態的強勢方式。
  
  律師都是按小時收費,一小時300美元。所以,如果他缺錢就給我打個電話,隨便侃一小時,你就要準備300美元支票。但有時候你談幾次、花很多個300美元,也不一定辦下來。
  
  所以我跟他們玩得不一樣,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怎麼透明?把簽證收費寫清楚:學生簽證轉工作簽證600美元!明碼標價總比含糊其詞容易讓人信服。另外,對客戶而言,比價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這個心態,我又采取瞭一個高調方式:不成功不收費!
  
  更重要的,別的律師事務所的廣告措辭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務所成功率“較高”。而我則說:目前,本律師事務所成功率是100%(我總共做瞭一個,就成功瞭,你說是不是100%?)。
  
  沒有想到吸引瞭一大群人。我隻租瞭三條電話線,根本接不過來,電話總占線,客戶開始抱怨。我趕緊跟自己另外一個軟件公司的部下說:你們先別做軟件瞭,都過來幫我接電話!
  
  統一接電話模式是:當客戶想跟律師談一下時就回答說“我們律師很忙,所以你的案子隻能以書面形式來交給我們。”總共就一個律師,當然很忙!一方面給人的感覺是,我們的生意很好。當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們見面。我在做什麼?我在讀書呀。雖然美國的法律書那麼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沒辦法還得硬著頭皮啃。
  
  大學裡什麼最重要?不是學習成績,而是學習方式。社會上需要的也是懂學習方式、有學習能力的人。尤其要學會快速學習方式,要學會抓重點。
  
  這麼厚的律師書,我在看什麼?目錄,把目錄記住就可以瞭。既然不可能把一個個案例細節記清,那隻要聽到一個案子時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對應的某頁就可以瞭,到時再臨時攻關。
  
  最後,越來越多人都要我這裡來辦理,一下子變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營業務還要成功。我突然有種失落感:我是做軟件出身的,結果軟件沒有做出什麼來,做律所反倒成功瞭。而這個律師事務所最大的創意就是它的高姿態廣告——抓住瞭消費者的心態。
  
  我喜歡挑戰,雖然律師事務所做的還不錯,但不是我的追求。我的追求是什麼?做軟件。但我覺得做軟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沒有成就感。1994年,到瞭事業頂峰時,我選擇瞭放棄。雖然在洛杉磯有三份事業,可是我覺得做三個“小公司”,沒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當時恰好因為在日本發明的“婚姻配對機”引起瞭微軟註意,在接到瞭來自微軟的兩個招聘電話之後,我毫不猶豫地放棄瞭洛杉磯的三傢公司,結束忙碌而無為的“小老板”生活。但加入微軟時,我隻是一個軟件工程師。很多人不理解,放棄自己公司的總裁位置,去做工程師?我覺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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