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勵志演講稿:在中西融合中發現使命

  俞敏洪勵志演講稿:在中西融合中發現使命
  
  中國傳統的體系是以弘揚善和仁為主的。從春秋戰國孔子時代開始,到新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漫長歲月裡,中國有一整套的道德價值體系,這套體系維護瞭社會的穩定發展,在當今中國人的血液裡還存有這些東西。文革把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打碎瞭,浩劫結束後,也並沒有一個對這種體系的重建,中國緊接著進入瞭商業社會。
  
  然而,進入商業社會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要有商業規矩。中國沒有商業規矩,名和利很容易成為人們唯一追求的東西。而且對於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傢來說,進入商業社會,一定要經過一個“水與火”的年代,誰都擋不住。而中國的傳統道德又被毀掉瞭,致使人們沒有任何的心理底線。
  
  而西方社會經歷過從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的轉變。當時,人們也拼命想辦法謀取暴利,最後慢慢變成瞭以人權、平等為主,保證社會的穩定和安全為主,允許人們賺的錢能夠保證其最低生活水準這樣一個標準為主,而這一切是靠法律來實現的。
  
  如果從兩個社會系統來分析,中國是以道德治國,西方是以法律治國。那麼可以看到,面向未來,中國以道德治國肯定是不夠的。不管中國的傳統道德恢復得多麼好,也不足以使中國面向未來。因為我們現在不僅僅是在中國這個平臺上,而且是在整個世界的平臺上做遊戲,需要有世界平臺的遊戲規則。
  
  我一直認為中國傳統的道德體系比任何一個國傢都更加深厚,更具有一致性。現代中國對外開放以後,把西方世界體系性、法律性的東西吸收進來,所以未來中國將會是一個比較完美的社會發展形態。當任何兩種文明沒有任何障礙地結合的時候,繁榮就會出現,東西方的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
  
  而如今,西方文化進入中國,東西方文化的結合,至少在表面上表現出一種平等的方式。中國人現在很自然地接受西方先進的東西,包括西方的教育體系、金融規則等等。
  
  在這樣一個巨大的融合浪潮中,新東方潛移默化地承擔瞭促進融合的使命。新東方不斷地把中國學生送到西方去學習,送出去的學生中有一部分留在國外,但回來的人越來越多,而且不少都是在西方已經做得很成熟的人。現在,從中央政府,到各個大學的校長,不少人都曾經在新東方學習過,他們既理解中國,又理解西方,回國之後把西方最精華的東西與中國優秀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新東方並沒有專門去做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工作,淺層次的交流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簡單地說,中國近100多年的歷史是一個由屈辱走向獨立和繁榮的過程。閎容、詹天佑去美國,魯迅去日本,鄧小平去法國。他們對西方隻是一種直觀的感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這一批國傢領導人或者科學傢,就是把西方一些直觀的東西和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帶回瞭中國。
  
  我認為,中國和西方真正大融合的時代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而真正開始大批學生出國是從90年代初開始的。未來20年依然是中國學生的出國高潮。這次大融合所帶來的結果是什麼?就是這些學生出去以後再回到中國,把西方真正可操作的那套東西帶回來,和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融合意義重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東方對於促進中西融合起到瞭比較重要的作用。從1990年到2000年期間,大量的中國學生是被新東方鼓動出去的。可以這麼說,由於新東方的存在,中國留學生的數量至少增加瞭一倍。
  
  但是,我們發現出國留學的中國研究生有一個傾向:到國外後,自己做自己的實驗,自己玩自己的,不跟外國人打交道,不去瞭解異國的文化、習俗以及法律。所以,我現在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讓有條件的中國學生高中生畢業以後,直接去國外讀大學。這些學生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進入國外大學後能非常容易地融入當地社會,把語言和文化融會貫通,這是由於本科的教學特色和學生年齡決定的。從今年開始,中國高中畢業就出國留學的學生已達一萬人,這意味著未來十年之內,這批人會積聚到20——30萬人。
  
  對於新東方來說,這當然是一個市場;而對於中國來說,這就是一個人才的轉機。因為這批人不光理解中國,而且深刻理解西方,知道怎樣和西方人“玩”,玩到最後能夠讓西方人圍著中國人轉。中國未來真正的競爭力在他們那裡。
  
  所有的中國留學生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到瞭國外以後特別愛國。那是因為他們背後需要有一個支撐,這個支撐就是自己的國傢。國傢弱,中國留學生在外面沒有面子;國傢強大,他們在外面就有面子。現在中國的強大給這些學生未來留下無比大的空間和自尊,這一點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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