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物:加藤嘉一,一個強悍到變態的日本人_勵志人物

勵志人物:加藤嘉一,一個強悍到變態的日本人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美麗的伊豆,傢裡有一個小一歲的弟弟和小妹妹,傢庭從爺爺開始都是貧困的。
  
  出生時,奶奶突然離去。3歲時,自己貪玩,騎車撞上瞭大卡車,得幸被救回,但留下幾處永恒傷疤和右耳的傷殘。父親是運動員,從小鍛煉他和弟弟。小學10歲時,父親宣佈找到好工作,搬往別處,住上瞭大房子。
  
  14歲時,加藤成為瞭優秀的柔道運動員,身高1米74,體重75公斤。14歲後,改練田徑,體重下降到56公斤。練習三個月的田徑訓練後,榮獲全國大賽第四名。同時他也參加校棒球隊,參加瞭棒球日本小學生全國棒球大賽。在新學校裡,每天堅持晨跑5公裡,回傢跑5公裡,在路上走20公裡。
  
  小學畢業後決定報考山梨學院大學附屬中學(私立的),第二次報考通過,進入實驗班學習。
  
  每天6點起床,坐一小時的電車,8點到校,下午5點放學,復習功課都在電車上完成,到傢又換衣,在爸爸指導下與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點,洗澡吃飯,復習睡覺。天天如此,很有規律。
  
  初二時,違規參加田徑比賽,參加過全國大賽、夏冬的國傢青年隊集訓。初二時,他被很多人認為是下屆全國大賽的雙冠軍。
  
  但意外的是,他的腰由於過度鍛煉出現傷情,致使他難以恢復原來的巔峰狀態,於是放棄全國大賽,與同學去澳大利亞畢業旅遊,大大開拓瞭眼界。
  
  13歲時,父親被要債,他們一傢不得不不停地搬傢,四年間搬瞭20多次。
  
  他開始做童工,送報紙。在2200個日子裡,除比賽、集訓、報紙停刊,不管雷風大雨甚至臺風,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那些天裡,他都三點起床,三點半送報紙,六點回傢吃飯,然後上學,晚上10點到11點睡覺。幾乎沒有一天睡過6個小時以上,平均4小時。但好在睡眠質量好,入睡容易。
  
  他高二時托福幾乎考瞭滿分,也開始做翻譯。在校,他是個日本學生中的異類,常受到排斥。後來,他決定獨自與逼債的黑道談判,讓父母全心去掙錢。
  
  在每次談判中,他必被毒打,留下瞭好幾道永久的疤痕,甚至出現過幾次危機,但他絕不還手。後來得幸給做翻譯的公司老板同情他,向黑道們施壓,使得黑道不敢下重手。
  
  高二的冬天,他每天3點開始送報,騎15公裡路上學,放學後到田徑場鍛煉兩小時,再騎15公裡路到21點半回傢,吃飯,做功課。到24點睡覺,還時時刻刻面對來自黑道的壓力。
  
  於是,他放棄田徑,決定退役。這巨大的悲痛,加之他的“報復”社會的心態努力學習,三個月後的模擬考試,從全班中等偏下一下子升到“山梨縣高考狀元”水平(省狀元)。在專註學習的同時,他每天還留給自己90分鐘的慢跑時間。盡管學習緊張,但送報紙和做翻譯工作卻是一直堅持的。
  
  高考前夕,他不為考試擔憂,而為傢庭擔憂。於是,高考第一天送完報後,打起瞭退堂鼓,但心中想起瞭奶奶的聲音,決定參加考試,但不想上大學。第一場英語遲到15分鐘,但做題隻花瞭50分鐘,還剩20分鐘。考試結果是:語文都扣在20分的漢字題的20分,數學滿分,英語198/200,生物91/100(三選一),世界史滿分(三選一)。通過簡單的全國統考,參加困難的大學組織的第二輪考試,成功考中日本最高學術殿堂“東京大學”。
  
  此前,他父親已成功申請破產保護,但避免父母承受過多經濟負擔,讓弟弟妹妹讀大學,他決定留學中國,去北京大學。
  
  來中國時,他一字不識,一口難說,一錢沒有,得幸北京國際化程度高,安然到達北大,但又遇上非典,經過與傢人商量,決意一人留在空蕩的北大勺園(留學生宿舍,號稱小聯合國)一號樓。每天晨跑一小時,洗澡吃飯,出去與阿姨們聊,中午吃飯看字典,聊到下午5點,與傳達室大哥借《人民日報》看,晚上11點帶著耳機聽廣播入睡。後來,中文說的寫的很棒。
  
  在校期間,擔任北大日本人協會會長,現任顧問;獲留學生學習優秀獎本科生獎;參加、主持、策劃、發言中日學術交流活動、國際研討會共50多個。他有多種身份:制作人、策劃人、主持人、媒體評論員、專欄作傢、圖書作者、同聲傳譯者、人大附屬中學日語教師、退役優秀運動員、談判者、中國通。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12歲時,加藤父親的新工作十分不順利,始終是半破產狀態。最後,父親的公司終於破產瞭,欠下許多債務。加藤交不起學費,甚至經歷過黑社會索債的情形,這像是一個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傢裡的錢總是不夠花。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他從初一、13歲開始打工——送報紙,盡量多賺點錢。每天凌晨3點鐘起來,送到6點鐘,他主要負責幾個高樓公寓,跑樓梯,晴天、陰天、雨天、雪天、臺風,從初一到高三,送瞭6年。
  
  “父親沒有工資,媽媽、我、還有弟弟,使勁、全力以赴打工,因為不能‘定居’,沒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傢5口人隻能勉勉強強地活,哪有餘地還父親的債務?”
  
  母親是犧牲品,“同時打很多工,傷瞭身體。”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見到母親的疲憊,更害怕聽到她說:“兒子,對不起……”
  
  為瞭躲避債務,加藤一傢搬瞭很多次傢,弟弟和妹妹也換瞭很多次學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關人士”趕走的。“那一刻,我們是無路可走的……”
  
  那段時間,他經常代表加藤傢跟“要求我們還款的人展開“溝通”,打電話、直接溝通、暴力……“那些為難人傢的電話,我不知道接瞭多少次。現在我身上還有幾個傷疤,有的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時候加藤開始做日英翻譯瞭。“工資比送報紙高很多嘛。當時我身材苗條,外表也還可以,所以也當瞭模特,是體育服裝方面的。一切都是為瞭支撐傢庭,而不是自己的愛好。”
  
  “有一次,我們傢隻剩瞭500日元(大約30元人民幣),那時候,我帶著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嘗擺著的食品,日本幾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試食角’。我不能讓他們倆餓死……”18歲前,加藤一直認為自己是社會的“包袱”,他說自己其實是一個悲觀的人:“別輕易以為有明天。”
  
  長跑是加藤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後悔。“從13歲開始搞長跑,14歲的冬天,我800米的實力是全國第一的,教練很期待,結果,受傷瞭。”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後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上瞭高中,也參加瞭全國大賽,但始終沒能獲得滿意的成績。“17歲的冬天,身體不行瞭,病倒瞭。學習、跑步、傢裡的事沒有辦法兼顧下去瞭。”他隻好退出瞭國傢青年運動隊。
  
  “學習在我看來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比送報紙、料理傢裡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談判、日英翻譯等相比容易多瞭。”他開始準備高考,兩個月後,成績從全班倒數到全班第一瞭。他認為自己的體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著大雪。他在送報紙的時候摔瞭一跤,最後他考上瞭東京大學法學系。
  
一生的轉機
  
  2003年,在東京大學認識瞭北大的一位老師,19歲的加藤嘉一從法學部退學,從島國日本飛抵中國——一個“巨大”的國傢。他的人生從此發生巨大改變。
  
  當時他是“三無”人員:一句中文都不會,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一分人民幣都沒有。其時正值“非典”,他不顧日本大使館返日的勸告,進瞭北大就被隔離。第一天晚上住勺園,燈壞瞭,加藤哭瞭。第二天的米飯特別不好吃,他心情特別糟糕。“那是很憂傷的第一周。”
  
  這樣過瞭5年。現在,24歲的加藤嘉一雖然隻是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經做瞭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連續劇《滴淚痣》中任副導演,他負責搞定劇本,協助導戲,剪輯片子,同時還要負責劇組與所到之處的政府溝通,“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事”;另外,他還在這部劇飾演瞭一個黑社會角色,掌摑女主角黃聖依——聽起來著實引人入勝。
  
  他有二十幾種名片,隨身攜帶著大概十來種,名頭多是日本各種組織在中國的協調人員或顧問。他拿出一本日文書佐證,他不但給中國的許多媒體寫專欄,也給日本的媒體寫。另外他是一個熱心的組織者、策劃人、發言人、主持人,據說還是一個談判高手,做瞭超過200場的談判,他的任務是協調和溝通對方的意願。他條理甚為清晰,說到自覺精當處,還會重復一遍。言談裡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經有那麼點意思。
  
  他對中國抱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與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國反日遊行,他就混在遊行隊伍裡。他說自己“要用一生來瞭解中國”,上至溫傢寶總理,下至北京地鐵站的人,到中國人為什麼不遵守交通規則,以及貴州山區的貧困。(勵志名言  www.share4tw.com)“比如我去貴州畢節地區,最貧困的農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真實的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果我把那個人灌醉,他睡著瞭,我就溜走瞭。”他就這樣去瞭中國農村“無數次”,“花自己的費用”,因為“不瞭解農村怎麼瞭解中國呢?”
  
  他熟識徐本禹,與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經常上中國教育電視臺的節目,對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有自己的看法:“以為使義務教育徹底免費,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學瞭?錯!很多人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上不起學,而是因為貧困。”
  
  他每日查閱新聞,處理郵件,給媒體供中文稿,還有博客!其餘是,三到五個小時的與人見面,包括應酬性質的活動,跟人談項目,他生氣勃勃,語氣鏗鏘。
  
  他平素一天隻睡3個小時,這兩個月睡得更少瞭——但這似乎沒有影響他的臉的光潔度。除此之外,他還要把日本現役外交官的書譯成中文,同時寫三四本書。
  
  他沒有娛樂,除瞭走在路上聽點音樂,偶爾看個電影,也是為瞭寫評論。
  
  他自認為在日本受到“排擠”,卻在中國社會甚為協調。他希望對社會有影響,哪怕得到的反饋是“你他媽一個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樂,通過社會的自我觀照,他能感受活著的意義。“北京是讓我成長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場所,在北京用中文謀生的過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現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寫稿子,他的賬戶上存瞭多少錢,他都不知道,因為他十分忙,忙到沒時間去花錢。
  
中國救瞭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個,要與眾不同。”他說得如此認真,簡直像青春期少年,還有那麼多來歷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這個青年——毫無疑問,他心存大志。“媒體是統治者與普通大眾之間的橋梁,我生活裡跟媒體的關系很密切,一切都為瞭將來從政。”
  
  “我跟奧巴馬是同類。我們個頭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層,也都是曾經被社會排斥的。我覺得奧巴馬會改變歷史,這類人可能是極少,但我還是從奧巴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他認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傢的演講,他在他們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認同感。與那些走在澀谷的時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堅定。他們走出伊豆,東京甚至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他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隻跟父母通一個電話,一年隻回一次傢,通常隻呆一天,他的世界離父母的田野農活太遠瞭。“對於這樣的疏遠和離別,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們從小都是獨立的”,他進一步說,“父母也要獨立,”放低瞭聲音,“我的母親也很堅強——她從不給我打電話。”
  
  加藤嘉一講起瞭他童年的清貧,被黑社會追殺、被主流社會排斥……好比一個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們可得而知,一個5歲開始就幻想從政的年輕人,如何度過他那與眾不同的青春期。也許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就學會瞭長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隻為“成為我自己”,因為他從來不是太喜歡自己,對自己不曾滿意過。
  
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在北大期間,加藤一直嚴格遵守著自己的作息表: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跑步10~15公裡,然後回宿舍沖澡,吃早飯;上午上課,回郵件,看新聞;下午上課,寫文章或參加活動;晚飯後7點看《新聞聯播》,8點開始看書,11點睡覺。
  
  而他的同班同學,幾乎沒有固定的時間表。“大傢總覺得我行動力強、做任何事情都比別人快,其實日本大學生比我勤奮的人多瞭去瞭,隻不過在這裡,你太慢我就顯得比你快。”
  
  “我周圍的很多學生,說實話我和他們合不來,因為我不會玩電子遊戲,對唱歌也沒興趣,更不喜歡幾個人紮堆兒抱怨社會的聚餐。”來中國7年加藤從不玩遊戲,也不參與宿舍的扯談聊天。他曾經興致勃勃地研究過“寂寞黨”,發現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大傢沒自信,所以希望有人陪伴,渴望24小時的集體歸屬感”。
  
  嚴格自律的加藤顯然不屬於這個群體,即便是有一個小小的空閑,他也會充分享受獨處的時間,“如果你想鍛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學會享受一個人的時間。”
  
  在校期間,加藤的同學最羨慕他的就是自由。雖然他參加很多社團、進行很多調研,但從未見他忙到失態抓狂,他看上去總是那麼遊刃有餘、自在從容。加藤把這一切都歸功於自律:“自由從何而來?從自信來,而自信則是從自律來。你先要學會克制自己,依照嚴格的日程表控制你的生活,才能在這種自律中不斷磨練出自信。自信是對某一件事情的控制能力,如果你邊最基本的時間控制都做不到,還談什麼自信呢?”
  
  大學期間的自律給加藤帶來的第二個收獲是,他比起同齡人有更好的毅力和體魄。2010年9月19日,他受邀赴澳大利亞參加“悉尼國際馬拉松比賽”,為此他已積極備戰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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