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荒謬的苦難哲學_人生感悟

  狄馬:荒謬的苦難哲學
  
  中國人喜歡贊美苦難,認為苦難能磨練一個人的意志,從而使一個人變得堅強和偉大。過去有一句話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因而,現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歡把自己的過去說得一無所有,幾乎每一個企業傢都是白手起傢,告貸無門,最後忍辱負重,不惜腆顏事敵,終獲成功。流風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學生作文也總是喜歡謳歌母親的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終將自己拉扯成人。但母親的苦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誰應該對這種苦難負責?做子女的在改善母親的境遇方面做瞭什麼?除非你打算繼續讓母親享受苦難,否則,這些現實的問題是不容回避的。但在這些作品裡,現實的苦難遠遠沒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像還應該感謝似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苦難,母親就沒有發揮“忍耐”功夫的舞臺。
  
  其實,苦難並不總是導致偉大。相反,在很多情況下,它毀壞瞭人的尊嚴,傷害瞭人的心靈,扼殺瞭天才的創造力。中國人在講到苦難時,喜歡引用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但幾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瞭前面的幾句話:“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誰也不能說,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寫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宮中,就不賦《離騷》;左丘眼明,就不會寫《國語》;孫子腳好,就不修兵法;不韋仍然是宰相,就不編《呂覽》;韓非不囚,就沒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聖賢高興的時候就一定寫不成?因而,這是把特殊的歷史情境當成瞭普遍的創造規律。
  
  實踐當然是檢驗真理的一個標準,但誰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可重復性,有人獲得瞭實踐的檢驗權,別的實踐就沒有瞭檢驗的機會,誰能保證它不是真理?曹雪芹全傢喝著稀飯,喝酒也要靠“按揭”,居然寫出瞭《紅樓夢》,但誰能保證他吃飽喝好就寫不出《紅樓夢》,或寫得更好?
  
  這牽扯到中國人如何對待苦難的問題。苦難在一定的意義上,提升瞭人的精神品質,增強瞭人自我實現的能力,使得一個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擺脫生命的庸碌,甚至在有限的范圍內,我也願意承認這種苦難哲學對人的安慰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苦難都能轉化為創造的動力,苦難轉化為創造的動力是有條件的。這首要的條件就是苦難的承擔者必須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對自己犧牲較低價值換取更高價值的堅定不移。當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一些人為瞭取得更高的成就,總是得犧牲在他們看來價值較小的目標,但對處於歷史關頭的承當者來說,這種選擇有時會變得異常殘酷。因為它不僅要犧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時甚至會影響到別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喪氣的是,即便犧牲瞭自己和別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換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標。它需要犧牲者的才力、勤奮和機遇都處於一個比較協調的狀態裡。可以想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人們的創造精神被苦難和淒慘的生活窒息。在榮譽、金錢和地位的誘惑面前,在隻有按照既定的方式生活才能獲得尊嚴的社會裡,要讓所有的人都頂住貧困、疾病以及各種世俗專斷勢力的壓迫從事他所心儀的事業,未免是奢望;在離婚、抄傢、監禁、殺戮、秘密處決、甚至滅門九族的威懾面前,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扼住命運的咽喉向撒旦宣戰,而大多數人則選擇瞭投降。在他們看來,自由雖然是好東西,但要犧牲世界上那麼多的好東西來保全它,就未必值得。這就是歷史上被處宮刑的人多矣,而司馬遷隻有一個的原因。
  
  其次,對制造苦難的人來說,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我們知道,身被諸苦成就非凡事業的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犧牲他們認為價值較低的目標來成就他們認為價值更大的目標。但這種犧牲也得有一個限度,一般來說,不能剝奪他們的生命,因為生命是創造一切價值的基礎。仁人志士可以不顧及自己的生命,但如果犧牲瞭生命也無法換取更大的目標,這種犧牲就變得毫無意義。在生命保全的前提下,犧牲者必須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叫“犧牲的自由”。“文王拘而演《周易》”當然是歷史佳話,但我想,商紂王的監獄裡一定沒有牢頭獄霸,否則,保命尚且不暇,哪裡顧得上推演八卦?進而說明大殷帝國,尤其是羑裡監獄當局的管教幹部具備起碼的人文素質,否則,怎麼能允許一個朝廷要犯在監獄裡搞科學研究?孔子一生顛沛流離,晚歲退而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但春秋諸國都沒有慘無人道的戶籍制度,否則,孔子就有可能被當作“三無人員”收容勞教——即使寫出《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露國傢機密”被秘密監禁;(人生感悟  www.share4tw.com)孟薑女不滿秦帝暴政,千裡尋夫,哭倒長城八百裡,成為中國最早的抗暴英雄,但如果孟薑女還沒有哭就被割斷喉管,她怎麼能成為萬馬齊喑時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毅然掛冠歸鄉,寫下一系列膾炙人口的隱逸詩篇,但本人自述尚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如果土地收歸國有,房屋又面臨強制拆遷,恐怕他老人傢也難吟唱“歸去來兮”;方孝孺恪守儒傢經典教義,拒不草詔,被滅門十族,磔裂於市,但如果朱棣讓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就沒有辦法以死來完成他的節烈美名……
  
  中國的傳記作傢喜歡描摹傳主的不幸,以為傳主越不幸,他們的人格就越偉大。最終給人一個印象:這些傳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們自身的才華和努力,而是靠苦難本身的孕育。但這無法解釋像歌德、泰戈爾這樣命途順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謬的結論:如果說苦難是對一個人有幫助的話,那麼楚懷王就成瞭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發展的功臣,因為如果沒有他的迫害和放逐,就沒有屈原的《離騷》和《九章》;漢武帝就成瞭支持史學研究的好領導,他雖然沒有給司馬遷撥經費,但如果不是他閹割瞭司馬遷的話,司馬可能就寫不出《史記》;皇權專制就是好,要是沒有政治的黑暗和腐敗,李白、蘇軾、關漢卿就不會留下那麼多牢騷滿腹的詩篇;甚至奴隸制也不壞,要是沒有秦始皇的皮鞭,奴隸們哪會心甘情願地修長城、築皇陵?……而且,為瞭讓這些才子俊逸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最好讓楚懷王、漢武帝、始皇爺爺做得更糟糕些——正如一部汽車,動力越大,牽引力就會越大——作為讀者,我們自然就會收獲的越多。然而,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別人犧牲他的利益甚至生命,來滿足自己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精神需要,哪怕被要求者是古人或外國人。
  
  在遊覽長城、兵馬俑、故宮、頤和園等名勝古跡時,我們常常聽到一句陳陳相因的話:“這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但解說員甚至是學者們沒有告訴我們的是,“這些古代勞動人民”是不是願意發揮他們的智慧?這些“結晶”又是怎樣形成的?是由血、汗、水還是葡萄糖析出來的?在我看來,任何一門藝術如果不能體現人類的尊嚴和價值,甚至完工之日就是創造者的生命終結之日,那麼,這門藝術之所以留存下來,就是因為後人要研究祖先的恥辱。長城也許雄偉壯麗,兵馬俑也許奇巧無比,故宮和頤和園也許幽深似海,但作為人類罪惡的象征,我們應該首先記住,這些用白骨奠基,充斥著膿血和眼淚的所謂“藝術”隻是因為時間的久遠,使我們拉開瞭距離“審美”。充其量是壞事裡面衍生出的好事,不值得贊美。就像強奸使一個寡婦懷孕,使她晚年的生活有瞭依靠,但不能因此贊美強奸;流氓將一個少年的腿打斷,使他沒有資格報名服役,從而避免瞭“為國捐軀”,但不能因此頌揚“打斷腿”;一惡棍無端將一男子閹割,使他沒有機會犯生活作風問題,但不能因此炫耀說:“還是閹割好哩!”……
  
  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你表揚一個太監守貞操,就像在我們的時代你表揚一個下崗工人勤儉節約,農民衣著樸素一樣沒有意義。隻有當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良心選擇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時,我們的“犧牲”才是有價值的。也就是說,善惡在個人不能負責的范圍內是沒有意義的。一件我們完全不能把握的事件,在道德上就既沒有機會獲得好評,也沒有機會招致惡損。在皮鞭和棍棒下被動地從事一件他完全不得已的工作,和頂住輿論的壓力,毀傢紓難,成就一項他認為有價值的事業,這二者是有天壤之別的。如果不問選擇和被迫的區分,一味贊嘆受難者的勤勞勇敢,即使他們的工作真對後人有意義,也顯得全無心肝。
  
  由於和意識形態“捆綁銷售”的時間太長,中國的文人學士喜歡把一切問題都“泛道德化”。一座諾大的城市十裡不見廁所,市民忍恥到墻角排泄,論者歸結為“素質低”,而全然不管市政當局的不作為;一個鄉村教師三十年如一日,省吃節用,自費買磚,親自手提肩背,將一座學校背上山,媒體高度贊揚“劉老漢”的“主人翁精神”,而隻字不提教育部門的失職對一個老人的身心摧殘;一個雲南鄉村的女郵電員工資不夠坐車,步行穿山,獨自往返數百公裡,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記者采訪完畢,隻是一個勁地稱贊她的任勞任怨……這種冷血文化培養出的冷血道德魯迅稱之為“瞞和騙”。“瞞和騙”的要訣在於,閉上眼睛,繞開真實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無私奉獻的道德自律問題,然後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術改進。苦難和苦難的制造者就這樣一起消失。“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隻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隻顧歌詠那一群烈女。”(魯迅《論睜瞭眼看》)看來這種“乾坤大轉移”的法術自古有之,於今為烈。
  
  那麼,誰是這種犧牲道德的最後受益者?當一些人無論是心甘情願還是受人哄騙地出售瞭他們的體能和智力時,誰是這種廉價產品的真正買方?從中國農民的身上我看到瞭這種道德加減的最後得數。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忍受著非人的苛待,兵來如篦,官來如剃,換來的隻是一句“吃苦耐勞”的道德美譽,而幾千年來他們的善良、隱忍是不是提高瞭執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許的良心發現而減輕壓迫呢?或者幹脆反過來說,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現瞭相反的變化呢?時代發展到今天,人們打死一隻狗熊或獼猴都要判刑,但打死一個農民卻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有時還會成為晉升的資本。牛馬般地付出,綿羊般地忍耐,換來的卻是虎狼般地侵害,那麼,這忍耐究竟是助惡呢,還是揚善呢?而幾乎所有腦滿腸肥的“城市貴族”,甚至是專傢教授,開車玩一回“農傢樂”回來都盛贊農民的樂天知命,而他們哪裡知道隱藏在這笑容背後的是永無止境的傷害積淀而成的無奈。無數次的哀哭使他們知道,哭沒有用。沒有人因為他們哭喪著臉而給予幫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貧民窟裡幫助的人,從來不上教堂,因為衣衫襤褸;不會哭泣,因為沒有眼淚;從來不祈禱,因為沒有用;甚至不會請求,因為沒有人會理他們。中國農民從來不上教堂,是因為沒有教堂;從來不請求,是因為上帝聽不見;經常笑逐顏開,是因為不用擔心有人會罰他不當農民;不害怕死亡,是因為到地獄也不過就是在水深火熱中種地(服苦役)。
  
  誠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可供人們選擇的自由總是有限的,但在自由競爭的社會裡,人們知道,隻要我肯犧牲一些在我看來不重要的價值,加上努力,就總是可以達到目的。再也沒有比我十分清楚無論我怎樣努力都不能改變命運更令人絕望的瞭。一個人的處境可以不理想,但他如果知道這隻是因為我自己不願放棄安逸,開辟新天地;隻要我願意,就沒有那個人或組織可以阻止我追求幸福的進程,那麼,這現狀就變得可以忍受。在這兒,忍受不忍受苦難,何時動身追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標準是什麼,完全由我自己決定,不是任何領袖或巨型組織灌輸的結果。
  
  當然,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選擇自由,但這不能成為某些人和組織剝奪別人自由的理由。社會也不能養活一批專門替別人選擇幸福生活的人,新聞機構除瞭報道真相沒有教人安分守己或冒險進取的義務。即便是這樣,不幸和悲慘的事情仍然會隨時發生,但它與有意識指導人們生活的社會不同的是,這種不幸不是官長和當局合謀的結果,非人為的力量是造成貧富、好壞等不平等現象的主要罪魁。因為它是非人為的,所以這種力量不管是來自市場,還是意外(上帝),它對人尊嚴和心靈的傷害程度要比有意識加諸的苦難小得多。區別之大正好比不小心摔倒和被人有意絆倒。
  
  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從皇帝身邊討來瞭紙筆的人,先是大言欺人,要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老老實實做順民,做奴隸,不但要做奴隸,而且要從奴隸的命運中尋出美來。時間長瞭,就自己也糊塗瞭,隻能自欺,騙己。災難和苦痛一來便背誦亞聖語錄:“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而問題是這“苦”、“勞”、“餓”、“空”、“亂”真是由天降的嗎?如果真是由天降的,它使人掉價的程度當然要小得多,但我懷疑中國的聖賢鴻儒們多數時候是把人降的疾苦委之於天。因為災難和痛苦如果是人為的,立即就存在一個如何改良的問題,於是眼睛一閉,嫁禍於天,萬事大吉。
  
  最普遍的人情是:如果疾病、災難、困頓來源於一種不可知的力量,這種力量你把它稱作“上帝”還是“天”都無所謂,要緊的是這種力量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而且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你的懊惱不是針對某人的懊惱,你的悔恨不是針對某種勢力的悔恨,而且你相信,隻要這種力量是來源於“天”的,那麼,“天”就不可能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都賜給你不幸。老子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是指天地是一個自然存在,無所偏愛。但你如果知道你的命運是被一些與你一樣有缺點、會跌倒、能說謊、有罪性的人控制的,而且這種控制是很難擺脫的,除非你肯犧牲自己的尊嚴,出賣自己的色相和金錢使那些能決定你命運的人改變決定,你就沒有辦法使情況好起來。上教堂不行,因為教堂是針對上帝的呼求;去法院也不行,因為凡是能有意識陷害你的社會,所有的權力都是穿一條褲子的。這時,你就真成瞭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世界上最孤苦無助的人瞭。
  
  當然,最好的辦法是擴大選擇的自由,盡量減少犧牲的程度和人數,但在個人選擇個人負責的公民社會建立起來之前,我認為,最迫切的任務是政教分離,讓上帝的歸於上帝,愷撒的歸於愷撒。具體地講,就是將道德從社會實際事務中剝離出來,不要一味慫恿年輕人吃喝玩樂,做新時代的“稻草人”;也不要一味宣揚“苦難哲學”,讓人們沉醉其中,無怨無悔,尤其是當號召別人“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人本身就是“萬難”的制造者時,這種“苦難哲學”就尤其顯得別有用心。

`;Q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