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成功是“逼”出來的

  俞敏洪:成功是“逼”出來的
  
  每個月為《新東方英語》雜志寫一篇卷首語,原則上應該不難,因為一個月隻要一篇,怎麼也不算繁重的任務。但每次編輯部向我索稿時,我都驚慌失措,因為我無比繁忙(主要是因為自己無事生非),從來都沒能把稿件預先準備好。別看一篇小小的卷首語,如果不能靜下心來思考幾個小時,是寫不出來的。而且,即使靜下心來,也還得有靈感才能寫出來。像我這樣每天被世俗事務所糾纏的人,靈感日趨枯竭,有的時候坐上兩個小時,腦袋裡依然是一片空白。
  
  所以,每次寫卷首語之前,我都會在書桌邊暗暗“仇恨”編輯部的人,恨他們總是在最後幾天這樣“逼”我交稿,讓我本來可以輕松的幾天變得心情沉重、食不甘味。然而,就是在這樣一次次被“逼”之下,一篇篇卷首語被“逼”瞭出來,幾年後居然結集出版瞭幾本書。盡管出書多少有些自娛自樂的意味,也沒指望多少人讀,還常常免費送給學生,但每次見到裝幀漂亮的書擺在自己眼前,我還是免不瞭產生一點成就感。就像俗話所說的那樣,再醜的孩子父母都會愛,面對自己的作品,心裡也總會感到欣喜。
  
  我想起自己讀書的年代。由於天資並不聰穎,我每次背課文都是被老師“逼”著背出來,每次數學題做不出來都被老師留下來“逼”著做完。凡是那些“逼”過我的老師,我到今天都記憶猶新,由小時候對他們的恨,轉變為如今對他們的感激。而那些沒有“逼”過我的老師,尤其是那些對我很縱容的老師,我現在一概記憶模糊,而且覺得這樣的老師不值得尊敬。在大學裡,老師一般不會“逼”學生學習,因為學生已經成年,理應學會自己約束自己。但人都是有惰性的,在青春飛揚、愛情萌動的大學時代,有多少人會“逼”著自己真正沉下心來學習呢?
  
  對於現在的很多大學生來說,學習僅僅意味著為瞭成績及格而在考試前被“逼”用功兩個星期,考試一結束,教科書一扔,就萬事大吉瞭。就我而言,對大學時代的很多老師,我已經印象有些模糊瞭,因為這些老師基本屬於“寬大型”老師,不管學生聽不聽,到期末出張考卷,給個分數就完瞭。這樣的老師通常仁慈,常常每個人都能及格。不過,有兩個老師我到今天還記憶猶新,並心存感激。一位是我們的系主任李賦寧老師,一位是我們的英詩教授王世仁老師。李賦寧老師教我們《新概念英語》第四冊,要求我們學一課背一課,常把我們“逼”得狼狽不堪,但卻成就瞭我們紮實的英語功底。王世仁老師要求我們把他教過的英詩全都背出來,被“逼”無奈的我們隻好立在西風中背誦雪萊的《西風頌》,但對於英語語言的美感也在背誦中領悟得越來越深刻。現在想來,如果所有老師都對我們要求這麼嚴格,我們在大學裡也許還會更有長進。
  
  我最近在讀《我在美國做媽媽》(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這是耶魯大學華裔教授蔡美兒講述自己育兒經驗的一本書。她對兩個女兒的要求十分嚴格,甚至到瞭殘酷的地步。她一開始就不給孩子選擇“不努力”的機會,最終把兩個女兒培養成瞭傑出的鋼琴傢和小提琴傢,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出。至於這兩個女兒未來是否會更加成功我們不妄加評論,但至少可以說正是蔡美兒用愛的心情“逼”兩個女兒走向瞭成功。我自己小時候也被母親“逼”過。(勵志文章  www.share4tw.com)我傢祖輩種地,我母親從小就念叨著要我長大當個“先生”(老師),所以盡管她自己都不識幾個字,卻每天要求我做作業、讀書。我沒有取得上高中的資格,她就滿世界去求人;我高考失敗,她就鼓勵我再考。最終,我被母親“逼”著連考三年,最後考上瞭北大。所以,如果沒有嚴厲的母親,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我。
  
  中國正在日益變得強大,這強大也是被“逼”出來的。想一想清朝前期,清帝國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傢,過著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眼中除瞭中國沒有世界。結果,鴉片戰爭慘敗,國人這才發現自己成瞭挨打的對象。人傢把圓明園燒瞭,東西搶瞭,被搶走的東西到今天都沒有還回來。一百多年,在羞辱和悲憤中,國人開始發奮圖強。到今天,我們終於看到瞭一點曙光,贏得瞭一點民族的尊嚴和別國的尊敬。也許,我們應該“感謝”那些曾經欺負過我們的國傢和強盜,是他們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瞭“落後就要挨打”的真理。
  
  生活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成功從來都不是唾手可得的。如果我們覺得在被“逼”著做某些事情時,不必為此感到無奈或懊惱,因為這些事情從長遠來看也許不是壞事,比如被老師“逼”著背課文,被同學“逼”著參加活動,被老板“逼”著不斷工作,被競爭“逼”著天天學習……也許,適當的逼迫能夠把我們的惰性“逼”走,把我們的平庸“逼”走,把我們的勇氣“逼”出來,把我們的前途“逼”出來,也把我們的成就感和幸福感“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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