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協和醫學博士自白:我為什麼沒當醫生

  一個協和醫學博士自白:我為什麼沒當醫生

  文/高鵬shiowey

  17歲那年,出於對某種生活的模糊憧憬,我報考瞭中國最好的醫學院。直到交志願表的前一個月,我還沒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醫學生。就在這時,朋友向我說起她看過的一個紀錄片,說的是協和醫院婦產科名醫林巧稚,說她如何醫術高超,做人一品,說那灰磚綠瓦的醫學院如何著名,如何培養一流的醫學生。幾句話勾勒的圖畫,在一剎那擊中瞭我的某根神經。因為17歲的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走一條不同於別人的路。我一邊覺得這8年醫學生活會充滿艱辛,一邊又覺得它將不同尋常、不落俗套。

  同級的30個新同學見面後,便開始交換理想,大部分女生都是受瞭林巧稚的鼓舞進瞭協和醫院,並立志要做當代名醫。隻是很快,這些輝煌與欣喜便被稀釋,接下來是真實生活一波接一波的長久考驗:我們宣誓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硬著頭皮解剖瞭半年的屍體,早上睡眼朦朧地給全病區的病人紮針抽血,搶著給闌尾炎病人做手術,每晚自習到深夜12點以後。直至最終,我們把幾年學過的內外婦兒幾本大厚書摞在一起,把自己困在教室裡一個月,昏天黑地。然後熬過瞭冗長的畢業考試。

  我數瞭一下,除瞭選修課之外,8年下來大大小小總共考瞭59科。而在這8年中,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如果說醫學本身是門並不完美的科學,那麼從事醫學的醫生,就是選擇瞭一份背著人道主義重擔、過程卻冷暖自知的職業。這份職業,承擔著來自病人類似上帝的期待,卻脫不瞭一個凡人的身份,脫不瞭身邊需要面對的瑣碎現實。

  8年後我畢業,沒有做醫生。畢業那天,我穿著博士服,導師則打著印有YALE(耶魯大學)字樣的領帶。我們合影,然後說再見。早年畢業於教會學校的導師看著我,忍不住說:“你不做醫生,很可惜”。

  那段時間,媽媽經常在電話裡說上樓很吃力,這表明她的風濕性心臟病加重瞭。我讓她來北京復查,如果可能就做次介入性的球囊擴張術,強度也不大,還能解決點問題。靠著在醫院積累的關系,我事先進行瞭周密的安排。但就在治療前,一項必須的檢查除瞭發現重度二尖瓣狹窄外,還發現她的瓣膜有血栓。醫生說這種情況肯定不能做球囊擴張瞭,如果要做,必須是開胸手術。在拿到檢查單的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落瞭下來。

  對當時月生活補貼僅200多元的我來說,5萬元的手術費,是個龐大的數字,去哪兒籌這筆巨款呢?那晚,按照實驗計劃,我必須去豐臺區大紅門屠宰場取10隻豬眼睛回來做實驗。與外面漸歸寂靜的世界不同的是,屠宰場上班的時間是午夜。我先在漆黑的夜裡等瞭一個小時。待工人上班後,我穿過血流成河的地面,聽著豬臨死前淒慘的哀鳴,看著工人麻利地用刀剜出5頭豬的眼睛。我飛快地付瞭50元錢,逃離瞭現場。

  我拎著盛著豬眼睛的冰盒回到瞭昏暗的實驗室,強忍著瞌睡,在地下實驗室一直忙到天亮。等我回去時,媽媽還在等我。她態度堅定地告訴我:“我想好瞭,暫時不做手術。”作為一個醫學生,我沒能說服媽媽。當然媽媽和我都明白:即使媽媽被我說服瞭,我也付不起這筆巨額手術費。

  這一夜對我來說,刻骨銘心。

  第二天中午吃飯時,導師對我說:“聽說科裡名額緊張,今年的已經用掉瞭。現在有些事很亂。不過沒事,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的科研經費賬戶裡還有差不多3萬美金,我可以去跟院長說,要求你留在眼科,我用科研經費付你工資,帶你看門診。這樣,以後咱們爺兒倆每周可以抽兩個半天去圖書館,一起討論問題,把我會的全教給你。我相信你會是個很有前途的醫生。”他描述的生活讓我有一刻的向往和動心,但很快就被現實淹沒瞭。

  我不敢看老人的眼睛,真不知道怎樣告訴他。就在昨天,我已打定主意,離開醫院去美國做科研。我最終還是咬咬牙告訴導師:“我不打算做醫生瞭。”

  “多可惜,為什麼?”老人很驚訝。

  為什麼不做醫生?有的理由我無法跟老人說。他一生思想那麼單純,心態那麼樂觀。他能懂得身處在我們這個年代,一個平凡醫生精神和物質分裂的矛盾嗎?他會認為現在醫學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技術和知識,還有其他問題因為過於宏大過於龐雜而無法解決嗎?他能接受張孝騫、林巧稚時代已經像一個純真的童話年代一去不返瞭嗎?他能告訴我一個有宿命感、同時又追求豐富性、多樣化的年輕醫學生,怎麼在以醫學為職業的一生中得到內心的幸福和平靜嗎?

  8年前,我因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傷選擇瞭學醫。8年中,我也曾品嘗過學醫的幸福,也像我的同學一樣,為學習醫學知識付出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但是這幸福這艱辛,最終在渺小個人、龐大社會、迅變時代、科學進展的雜燴湯裡被漸漸稀釋。

  鮮為人知的隱痛

  在一次同學聚會上,一位在急診輪轉的同學問大傢:“一個車禍外傷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急診,沒有擔保人,沒人交住院押金。經濟情況不明,給不給他治?”如果按照上學時我們所受的救死扶傷的教育,當然無需思量,馬上搶救。但按照現實醫院的教育結果,首要的問題則是醫療費由誰來付?假使當班醫生被油然而生的責任感驅使,不問費用便救死扶傷,最後極有可能挨醫院訓斥。

  此外,假使這個病人因沒錢而取不到藥,單單指責這個醫生不救人就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現代醫院分工嚴格,醫生隻是大體系中的一個小分子,他不能指揮整個醫院,甚至連藥房他都使喚不瞭。與以往在傢看病抓藥的老中醫的權限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報紙的社會新聞版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報道:病人性命攸關,醫生見死不救。仿佛醫生個個都是勢利眼,隻給富人治病,不給窮人看病。

  在看病這件事上,我們往往簡化為醫生和病人兩個人之間的事,而忘記瞭醫患身處的醫療環境。我們能看見的隻是醫生,醫生是代表醫療露臉和我們面對面的那個人。但不應將患者對醫學、醫療、保險體系的不滿和怨憤,統統轉嫁到醫生身上。

  有一項調查其中問道:“你是否在臨床工作中遇到過醫患糾紛”?在被調查的200多位醫生中,大多回答是“太多瞭”、“我剛剛還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兩天被打瞭”。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醫患糾紛。輕則挨譴責怒罵,彼此不歡而散;重則患者告上法院,甚至醫生遭受暴力。當被問到你最怕什麼時,被調查的醫生幾乎眾口一詞:“醫療糾紛”。

  在越來越多人們的印象中,醫生的形象從未像今天這樣歧義橫生。但很少有人確切知道醫生這個職業的辛勞與風險。有項調查得出結論:“如今醫生已經成瞭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們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殺,更容易患上心臟病和胃潰瘍,比其他人群更需要有心理咨詢,比他們的同時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們的婚姻持續時間不長,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步履維艱,不堪重負。”

  當醫生成為病人

  有一位美國的老教授,行醫50年,到晚年時得知自己得瞭喉癌。他成瞭病人。他從“站在病床邊”,一下子變成“躺在病床上”。重新審視著眼前的醫學、醫院和醫生,頃刻之間他獲得瞭不同的意義——屬於病人的意義。他回憶自己曾經作為醫生高高在上、習慣發號施令,但自己成為癌癥病人後,遭遇和心情與其他病人如出一轍:他不敢面對疾病的真相,他被護士嘲笑“脖子短”,醫護人員無視他的尊嚴,他眼前的商業醫療環境一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他自己開始意識到,其實“這些問題當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可是直到自己成為病人以後,再度回來工作時,視野才被打開”。一個醫生什麼時候才能真切體會到病人所面臨的問題,也許隻有等他成為病人的那一天起才能覺悟。

  這位老教授如此對比角色轉換後的感受:做醫生時,他習慣做命關病人生死的決定,習慣擁有權力。可當他是病人時,這些權力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病人後,盡管他也認識幾個熟人,但他也隻能像所有病人一樣,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他時時會碰上等瞭一個小時但看病隻花瞭5分鐘的情形。處在“病人”角色的他,終於意識到,醫生的一點點同情心對病人是多麼意味深遠。這位德高望重的醫生成為病人後,還經歷瞭兩次被醫生“誤診”的倒黴經歷。他本可以控告誤診的醫生,但回想從醫這麼多年,從沒被病人告過,可他自己肯定也犯過類似錯誤。

  正如他所言:眼前每次痛苦的經歷,都能讓我設身處地地想起當年自己行醫時的情形,我更願意把這些經歷告訴自己和年輕的醫生,成為他們日後行醫的教材。他在《親嘗我自己的藥方》一書的序言中說:“如果我能從頭來過的話,我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醫,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給人這種重新來過的機會。我能做的,就是告訴你,在我身上發生瞭什麼事,希望你我都能從中得到教訓。”

  關於患:誰是你需要的好醫生

  是不是態度和藹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是不是名聲遠揚的醫生,就是我們需要的好醫生?

  我曾見過這樣三位醫生。

  一位是待人和善的女醫生,她對病人總是輕聲細語,關懷同情。在與她交往的過程中,病人肯定能滿足人情味的強烈要求。但是這位醫生直到50歲,依舊是副教授。同事評價說她臨床邏輯不太清楚,也很少更新知識,更沒有能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一位是當到副教授後,中途出國讀瞭個藥理學博士學位,在美國有瞭自己的實驗室,發表瞭不少科研文章。然後有一天,他回國發展,繼續回到臨床。因為他的科研優勢,很快在醫院就獲得瞭教授職稱,還當上瞭科室主任。但是在真正手術的時候,他的技能其實已經不如一位天天泡在臨床的主治醫生瞭。可是,這樣的內情,一個普通病人在門診是無法知曉、也無法判斷的。

  還有一位是做心導管非常出色的醫生,但是他的職業生涯有一個致命的薄弱環節,就是學位是本科。這個文憑上的缺陷直接影響瞭他的晉升,影響瞭他蒞席各種學會獲得光鮮頭銜的可能。在一個不知情的病人眼裡,根本瞭解不到他真正的臨床技術,也就是病人最關心的醫術。

  那麼,我們怎麼給自己選一個好醫生呢?在現在的醫生評價體系中,一位資深的醫生,其學術成就,或行政頭銜,都會給這位醫生帶來更多的名氣。但對具體的病人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人情味和醫術。如果實在不能兼備,那應該是醫術對病人更為重要。

  一個朋友患瞭子宮肌瘤,需要做手術,本來覺得腹腔鏡就能解決,問我去看誰。我給瞭她兩位專傢的名字。結果她看完告訴我,一位專傢告訴她,因為肌瘤的位置長得比較棘手,周圍有血管和尿管,所以腹腔鏡未必能解決,恐怕需要開腹。我問瞭問同行大夫,結果這位大夫一聽就明白瞭,說因為這個醫生的手術風格就是過分細心,所以有人可能用兩小時做手術,她可能用三小時。有人可能不覺得危險的位置,她可能會覺得風險很大。

  我立即把這番話告訴瞭朋友,她驚叫:這裡面學問太多瞭!我問她:“你是願意肚子上開三個洞做腹腔鏡呢?還是願意冒著開腹的風險?”既然就做這一次手術,就要想辦法盡可能去找個最適合你病情的好醫生。

  那麼,中國醫生的醫術究竟如何呢?一位國內免疫內科的教授對我直言:“不要以為美國的風濕免疫學有多強,他們隻不過掌握瞭科研話語權,有基金去搞基礎研究,實驗室結果出得比我們多。要是論臨床經驗,我感覺他們還真不如我們,還是中國的某些醫生更厲害。我一上午的門診,能接觸到好幾例系統性紅斑狼瘡,我們病人多,病種多。但是在美國,如果一個病房裡收進瞭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病人,幾乎全內科的實習醫、住院醫生、教授都會跑來看。”

  現代聰明病人

  我的一位朋友住進婦產科腫瘤病房,她進去的時候手裡捧的是《別讓醫生殺瞭你》。她的這種行為,有力地挑戰著醫生的權威性。這樣的病人,醫生管她們叫做“刺兒頭”病人。比如,我那在婦產科的大學同學就直言不諱地說:我喜歡從農村來的病人,老老實實,一句不問,而那些城市裡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女知識分子,事兒事兒的,問題有一籮筐,看瞭就頭皮發麻,不知道哪天就會找你麻煩。

  手捧《別讓醫生殺瞭你》的這位朋友,繼續按照她自己內心的目標和願望行事。因為在她看來,她的最終目標是——爭取最好的醫療,為自己的健康打算。為什麼看《別讓醫生殺瞭你》?她的解釋是:這是我第一次住院,我總得瞭解一下醫療這一行的真實情況,從各個方面,好的壞的都要看一看,然後,我才知道怎麼防患於未然。

  自然,面對醫生,她的問題也有一籮筐。比如,醫生給她選擇治療方案時,她會問這位醫生為什麼建議先手術後化療,問那位醫生為什麼又建議先化療後手術。結果她發現這兩種治療方案的療效並沒有顯著的差異,隻不過是這兩位醫生不同的治療哲學、不同的治療習慣而已。

  據她回憶,幾乎每天查房時,醫生走到她的床前,她都帶著笑容,準備瞭起碼兩三個問題準備提問。不僅如此,她還找來瞭醫學院的婦產科學課本,來來回回讀瞭好幾遍。她詳細地瞭解瞭她所患疾病的治療歷史、演變以及目前國際的最新進展。其中有些趣聞和故事,我從來沒聽過。

  在給她靜脈插管以便打化療藥時,疼痛曾讓她大呼小叫,但這樣的結果是——病房裡找來瞭最有經驗的老護士給她插管。老護士使出絕招,輕飄飄地就插進去瞭。最後她出院時,她問管病房的老教授:我現在對這種病的瞭解是不是已經相當於一個起碼醫專學生的水平?老教授不得不佩服地點頭說:你的水平豈止醫專,有些本科的學生可能都不如你鉆研得深。

  這樣的一個“刺兒頭”病人,在治病的過程中,一直在強勢但友好地爭取最好的醫療,力圖和醫生保持平等,力圖把自己放在能和醫生對話的位置。最後,她贏得瞭醫生的註意力,帶著健康滿意回傢。不僅如此,她甚至還和其中的一兩個醫生交上瞭朋友。以至她復查時,隻要往門診一站,醫生就會回過頭來像老朋友似地跟她打招呼,問長問短。

  醫生和患者永遠是勢不兩立的敵對方嗎?兩個凡人之間的溝通,最柔軟之處在於——坦率和真誠。做一個能吸引醫生註意力但又不讓他反感的病人,需要一定的公關技巧。這聽起來有些悲哀,有些悲壯,但也算是當前,我們在冷靜面對現實時的一條解決之道。這眼下的現實是什麼呢?醫生在上學時沒有學過溝通技巧,工作後也沒有競爭環境、沒有職業訓練要求他必須註意溝通技巧。而醫患關系正走向對立的方向,越來越多的醫生和病人開始防范,而不是對話。

  當病人成為醫生

  美國一位女病人的經歷發人深思:她一生兼著雙重身份:全職病人,同時也是全職醫生。她患瞭一種罕見的先天免疫缺陷綜合癥,曾多次因感染住院。她得過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做過許多次骨髓活檢,並且醫生還一次又一次警告她,你隨時可能得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癥。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曾苦苦哀求一死瞭之。後來,她決定去學醫。原因隻是因為一個生病的人想更多地瞭解自己的病,以更好地瞭解那副身體,重獲對身體的掌握權。

  還有一個原因,是她每個月都必須靜脈註射抗體和幹擾素,單單這筆費用對她來說,就是巨大的天文數字,而當醫生能減少這筆開支。兩個原因放在一起展現的是,對一個面對疾病的人,精神和物質層面的雙重需求。如果別人都幫不瞭,那就自己動手幹吧!當個醫生,也解決瞭醫療費。後來成瞭醫生的她這樣寫道: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瞭我日後成為什麼樣的醫生。我從裡到外瞭解這個行當。我不僅知道身體出瞭什麼毛病,還知道對有毛病的身體背後的那個人意味著什麼。

  ”不管怎麼說,如果你病瞭,你最後想聽的才是醫生他自己的問題。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經歷反過來用,我對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麼要求醫生對待我那樣。這種經歷,更有助於我和病人的交流。”

  這位先天免疫缺陷的女醫生,以獨特的方式,理解著貫穿生命中的疾病、恐懼和無常。她告訴大傢的是:世界沒我們想像得那麼糟。

  不管是醫生還是病人,感恩每句親切的話語,每次仔細的檢查。要知道“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事”。還有,“疾病普遍存在,並最終獲勝。我們會失敗這是當然的事情,死亡最後獲勝。當我還是醫學生的時候,就知道我選擇從事的職業是一個註定——美麗的、榮耀的失敗。”

  現代醫學困境:好醫生和“牛”醫生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長瞭個腫塊。大半年前,她去看的是一位70多歲的乳腺外科專傢。有天,我接到這位朋友的電話,語氣焦急,她說剛去做瞭個B超,單子上寫著:乳腺腫塊邊緣不清,血流豐富,懷疑是惡性腫瘤。朋友心情極其低落。

  轉天,她拿著B超結果再去看這位老專傢。老專傢仍堅持說:“目前很難說是惡性,相信我這雙手,再去找個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瞭B超高手又做瞭一回,第二份B超結果居然是:邊緣欠清,血流不豐富,乳腺增生,建議隨診。兩份結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不知信誰。

  在這兩份結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瞭一個執著討說法的“秋菊”,又馬不停蹄地去看瞭北京其他醫院的許多醫生。無一例外地,這些醫生的建議都是:切出來看,病理結果一出來什麼都清楚瞭。她又轉過來問我這個醫學生的建議,我說出來的話和那些醫生如出一轍。她再去問老專傢,老專傢卻仍說:不要隨便動手術,相信我這雙手吧。

  她又去做瞭份鉬靶檢查,結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著結果去看老專傢門診的那一天,前面還有幾位病人,她坐在走廊裡等。這時,一位中年婦女突然闖進瞭老專傢的診室,沖上前去,對著老專傢一陣拳頭落下。70多歲的老專傢被打得頭發零亂,表情痛苦。***把老專傢和女病人帶走時,身材高大的他,看見人群裡的我朋友,正瞭正色,說:“改天來看吧,不要掛號,直接來吧。”

  動手打人的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過老專傢,當時因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專傢動員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則復發的可能很大。這位女病人切瞭乳房,倒是再也沒復發。但她的生活卻因這場病和這次手術發生瞭巨大的變化:下瞭崗,離瞭婚,經濟窘迫,生活無著。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悲慘的生活,都歸咎於5年前老專傢建議她做手術造成的。所以,5年後,她來到門診用自己的方式發泄著對老專傢的怨恨。

  我朋友問我,為什麼別的醫生都建議她把腫塊切瞭,看病理結果?為什麼老專傢冒著可能被病人動粗的危險,建議她不要輕易動手術,請她相信自己的那雙手?

  當法律介入瞭醫生和病人的關系之後,當我們的生活裡充滿瞭對醫生的抱怨、戒備甚至敵視後,醫生從病人那裡也越來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報。他們在給病人做決定時,漸漸學會瞭保護自己,給一個四平八穩的決定,給病人一個清晰、明確、可衡量的結果。朋友咨詢的那些建議她手術的醫生,出於對腫塊性質的不可知,所以建議她一切瞭之,病理結果出來後,便真相大白。這樣的醫生,在法制社會裡算是好醫生。他們四平八穩,看所有的乳腺腫塊,在良性和惡性定不瞭性時,都會勸病人切瞭算瞭,自己也摘得幹幹凈凈。

  但老專傢希望盡量少地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不想讓病人無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對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一個被刀割過的乳房,終歸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著可能被埋怨、被誤解的危險,告訴病人在他看來認為最合適的選擇。“請相信我這雙手吧。”這樣的話,不知道在現在,還會有幾個醫生能說出來,也不知道那些懷著戒備、提防之心而來的病人,有幾個願意相信這位一腔真誠的醫生?會不會日後腫塊真成瞭惡性,反過來把醫生告上瞭法庭?

  “你說,他圖什麼呀?”我朋友這麼問我。

  我說,這可能是一個現代好醫生和一個瀕臨絕種的“牛”醫生的區別吧。就像裘法祖那樣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術刀至上”主義,而是主張“能夠不開刀的就不需要開刀,能夠有小的開刀的,能夠解決問題的就開小刀,如果必須要開大刀的人,要開得徹底,要開得好”。

  隻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兩個醫生,一個醫術高超但待人冷漠,一個醫術平庸但待人和善,你會選哪個?朋友小何說,如果隻能選一個,她會選擇後者,醫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經歷,發生在被老板惡整的那幾個月。成為“辦公室政治”犧牲品的她,鬱悶至極,經常感到胸口悶、呼吸困難、心跳快、手腳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點腫,以為是甲亢,去醫院看瞭好幾個科,醫生都是給她瞭化驗單,然後看瞭化驗結果說——沒事,回傢待著吧。

  “最後看瞭個內分泌科的小醫生,她看瞭化驗單之後,可能看我挺順眼,也可能碰巧那天她不太忙,她就問我最近有沒有經受過什麼打擊或者不順利。我看她那麼面善,就聊起瞭被老板惡整瞭好幾個月的前前後後。結果,聊完瞭,感覺好多瞭。後來她告訴我這叫過度換氣綜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時對著一個塑料袋呼氣吸氣,感覺好多瞭。”

  但醫學的發展,可能是以喪失溫情為代價的。被譽為“現代科學之父”的喬治·薩頓,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斷言:“科學的進步,已經使大多數的科學傢越來越遠地偏離瞭他們的天堂,而去研究更專門和更帶有技術性的問題,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圍卻日益縮小。從廣泛的意義來說,相當多的科學傢已經不再是科學傢瞭,而成瞭技術專傢和工程師,或者成瞭行政官員、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幹、善於賺錢的人。”

  這段話同樣適用於現代醫學。醫學,原本是一門時時需要以人為本的科學,而現在,它越來越顯示出專業主義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時常發作的腰疼,決定再次去醫院看病。她問我意見時,我說如果你能做到不厭其煩的話,那就去吧,但在當天肯定得不到醫生的結論。她做好瞭不厭其煩的心理準備去瞭醫院,先是醫院的導醫臺把她分到瞭婦科。她掛瞭一女副教授的號。醫生給她開瞭一堆檢查:血常規、血生化、宮頸刮片、B超……許多檢查她連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醫生說等這些檢查結果出來後再來。一周後,等所有結果出來後,醫生說:婦科沒事,去腎內科看看。她去瞭腎內科,又是一堆檢查,一周後,結果正常。醫生冷冰冰地說:我這裡沒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問我:“這些學醫的人就這麼給病人一個說法的?好像我在他們眼裡隻剩下解剖結構,還按器官系統劃分。”

  除瞭簡單歸罪於醫德醫風下滑之外,其實,導致醫患之間像今天這樣難以收拾的尷尬局面,並不能完全責怪作為個體的醫生。他們每個人其實都面臨著兩個難題:一邊是患者一如既往對醫生人情味的要求,一邊則是現代醫學分工日益細化的現實。難怪有智者悲嘆:“技術專傢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問題中,以至於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裡已不復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因為現代醫學的飛速發展,使原先幾千年來一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的對話氛圍,已在短短幾十年內,猛然切換成瞭“一個醫生面對一個器官”,甚至“幾個或是十幾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我們進瞭醫院,就像變成瞭一架盛著出錯零件的機器。我們上流水線,醫生看他負責的那部分零件,而對於醫生來說,這零件不管來自誰,都是一個樣,他隻管維修,就像汽車維修站的工人一樣。

  而在100年前,還是一個醫生隻面對一個病人的情形。那時的醫學,沒有那麼多精確定量的檢查儀器和指標,主要靠經驗、感覺,在醫生和病人直接接觸的過程中完成。“人情味”成瞭那時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重要調料。

  今天,醫生的情感因為失去往日的專註性而日趨冷淡。現代醫學似乎在人文層面上,進入瞭一個沒有轉角可言的尷尬境地。(www.share4.tw)而在醫學“科學主義”漸漸成為大傢的信仰時,接近平民的溫情,可能恰恰是醫治人們對醫學冷漠偏見的良藥。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紀初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持的醫學院。它在中國最初的起源,曾和醫學傳教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那時,“醫學傳教士”面對的病人包括身體和靈魂。

  上學時,老師曾給我們講過這樣一段歷史:學校的第一任公共衛生教授蘭安生(John·B·Grant),率先賦予瞭冰冷的“白大褂”以溫情。他的解決之道是在北京城內成立瞭“社會服務部”,提倡醫生、護士走出醫院,走進胡同,拉近和市民的關系。蘭安生教授還邀請“國際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到協和醫院講課。晏陽初諄諄告誡協和未來的醫生:“你們需要一個科學傢的頭腦和一顆傳教士的心靈。”

  當時還是學生的陳志潛也在聽眾席中,甚受觸動。日後,他脫下“白大褂”,換上“灰長衫”,博士下鄉,來到中國農村。這位“中國公共衛生之父”,自己當醫生,妻子當護士。他立志賦予醫學以更多的溫情,在醫患之間,尋找更廣層面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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